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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第一名妓赛金花的故事

2021-04-03 故事大全 22 ℃ 0 评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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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赛金花是近现代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,她集名妓、公使夫人于一身,一生历经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、民国建立和日本侵略中国等重要历史时刻,她的年龄、籍贯、经历等等留给后人一个个难解之谜。赛金花生前既已众说纷纭,死后身影更显光怪陆离,以至于20世纪30年代史学界、文艺界、新闻界掀起了一股“赛金花热”。赛金花在晚清众多的名妓之中,赛金花应该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,除了名列“清末四大谴责小说”的《孽海花》,还有多部笔记和小说涉及她的故事

  说起赛金花,其传说的大致脉络是:其初名为傅钰莲,又名彩云,江苏盐城人(一说为安徽人),约生于1872年。幼年被卖到苏州的所谓“花船”上为妓。光绪十三年(1887),适逢前科状元洪钧回乡守孝,看到了彩云,一见便不能割舍,几天以后就把她娶回家做了三姨太。洪时年四十八岁,傅彩云年仅十五岁。不久,洪钧奉旨为驻俄、德、奥、荷四国公使,其原配夫人畏惧华洋异俗,遂借浩命服饰给彩云,命她陪同洪钧出洋。彩石凭着她天生的交际才能和东方女性的温柔,在欧洲的上层社会出尽了风头。有了这样的经历,她怎么也算是出过远门,见识过外面的花花世界(甚至拜晤过维多利亚女王与威廉皇帝)。光绪十六年(1890),洪钧回国,三年后病逝。1894年,傅彩云在送洪氏棺柩南返苏州途中,潜逃至上海重操旧业,改名曹梦兰。她的生意非常兴隆,每天都是车马盈门,直到有一天一个叫钱润身的常客暴死在她的卧房,她为了躲避官司北上天津,改名赛金花。后来她靠着户部尚书立山的关系来到京城,在高碑胡同开起了风月场所。正如陈宗蕃《燕都丛考》记载:“自石头胡同而西曰陕西巷,光绪庚子时,名妓赛金花张艳帜于是。”

  不过促成赛金花再次成名的却是庚子事变。据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,慈禧携光绪帝仓皇西逃。赛金花因为懂得一些洋泾浜的德语,在欧洲时就与联军总司令瓦德西相识。值此危难之际,赛金花挺身而出,与瓦德西据理力争,劝其统率的联军少侵扰百姓,辛丑和议之成,也多得益于她,因此京城人对她多有感激,一时之间“九城芳誉腾人口,万民争传赛金花”,并尊称其为“议和人臣赛二爷”。这类传说是赛金花故事中最引起争论的地方。从历史上看,出生于1832年的瓦德西时年已六十八岁,似乎不大可能与赛金花有什么私情可言。不过,在北京众多的娼妓当中,知晓德语的确可以使赛金花脱颖而出,为“结与国之欢心”提供方便。至于赛金花是否对《辛丑和约》发生过作用,史实上无据可查,不过民间叙事却是另一回事了。

  光绪二十九年(1903),赛金花在北京因虐待幼妓致死而入狱,解返苏州后出狱再至上海。这时的她已经三十出头了,再难与昔日的光彩相比。在她快四十岁时,嫁给了以前认识的一位恩客魏斯灵,她回到北京,住在前门外的樱桃斜街,1918年才正式嫁给魏斯灵。平静的日子才过了五年,魏斯灵就因病去世了。几十年的折腾,赛金花已垂垂老矣,遂心系青灯古佛,然而嗜食鸦 片的毛病最终使其家道败落,只能靠接济为生。据说张学良将军、赵四小姐、徐悲鸿、齐白石、李苦禅等知名人士都接济过赛金花。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,见到年老色衰的赛金花后大为失落,留下一点钱就走了,赛金花则诗曰:“多谢山东韩主席,肯持重币赏残花。”1936年11月,一代名妓因生活穷困潦倒,病死于北京。

  赛金花是近现代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,她集名妓、公使夫人于一身,一生经历坎坷。那么赛金花到底是何方人士,成为大家首先关注的焦点,但至今仍众说纷纭。清末文人曾朴在《孽海花》中说她是江苏盐城人。曾繁的《赛金花外传》和柯兴的《清末名妓赛金花传》都说她是休宁人,姓赵,父亲是一位抬轿的轿夫。但因家贫,卖给苏州养“瘦马”的了。而北大教授刘半农及其学生商鸿逵编着的《赛金花本事》里则指她是徽州人。而新有一种说法,则认为其“出生于安徽黟县二都上轴村,原名郑彩云,祖父在苏州开当铺,父亲郑八哥只身跑到苏州继承家业。后母亲亡故,祖母将她接到苏州萧家巷,由于家业逐渐萧条,加之祖父、祖母、父亲相继亡故,彩云被家中下人诱卖到妓院,身世凄凉”。

  那么赛金花故事是否属实?时人后人,文人百姓绝大多数对此坚信不移。柴萼《梵天庐丛录》载:“瓦德西统帅获名妓赛金花,嬖之甚,言听计从,隐为瓦之参谋”。时人樊增祥的两首叙事诗《彩云曲》、《后彩云曲》虽说对赛金花(彩云)极尽糟蹋之能事,但毕竟是先以传说的真实性为前提,然后再判断道德是非的。林语堂一直相信赛金花故事,他在《京华烟云》第五章中有言:“北京城总算得救,免除了大规模的杀戮抢劫,秩序逐渐在恢复中,这都有赖名妓赛金花的福荫。”

  当然也有人说赛金花故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,比如同文馆的学生、后来协助梅兰芳走出国门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称他亲眼所见:赛金花的确与德国中下级军官厮混过,但瓦德西路过时,赛金花头都不敢抬,更遑论亲密接触。据丁士源所著《梅楞章京笔记》,赛金花也只在远处望见瓦德西统帅一眼。曾朴在《孽海花》中描写赛金花与瓦德西在柏林邂逅的一段情事,那位瓦德西仅是一位年轻的陆军尉官,恰巧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统帅也姓瓦德西,但担任统帅的瓦德西是陆军上将,德皇威廉的侍卫长,年已近古稀,年龄官阶与彼瓦德西譬如天壤,只因鸳鸯蝴蝶派诗人樊增祥在南方写的两首《彩云曲》,硬把两个瓦德西合二为一,并且将两人写得秽亵不堪,使读者传为信史。

  由于两派观点截然不同,于是多年来一直争执不下。1930年代,刘半农与其弟子商鸿逵面见赛金花,口述采访十余次,写成《赛金花本事》一书,于1936年出版,一举成为赛金花研究的第一手资料。历史学家尹达、邓之城都给予了肯定,胡适更曾有“大学教授为妓 女写传,还史无前例”之评。

  赛金花本人对待赛金花传说的态度是一分为二的:大节上,她毅然承认中年的赛金花曾与瓦德西接触过数次,确曾筹军粮,劝说联军自律暴行;而在细节问题上她认为,自己没有与瓦德西同衾而居,瓦德西当时已68岁,威严而自重。至于传说中的“赛金花与瓦德西裸体跳窗避火”;“幽会后赛金花深夜坠马韩家潭”等,她则全盘否定,坚称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儿。

  而关于赛金花年龄问题的研究也有多种说法:赛金花自报的出生年龄曾有1871、1874;而她的女仆又说赛金花死时已超过七十岁;更有人根据线索详细地推算出她死时是七十二岁,也就是说其应生于1864年。

  赛金花曾有手迹:“国家是人人的国家,救国是人人的本分。”无论赛金花是谁,这个道理总是令人肃然的。今天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来看,赛金花本人并没有令人惊艳的倾国之色,却因不同寻常的经历,成为一连串传奇故事的主人公。

  “百日维新”失败之后,清政府指责康有为犯有“谋围颐和园,劫制皇太后”的罪名,并加以通缉追捕。那么,是康有为确实策划过“围园劫后”密谋,还是清廷事后的诬陷?至今令研究者费解。

  光绪二十四年(1898)的“百日维新”,以光绪皇帝被囚禁南海瀛台完全失去自由宣告结束,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、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;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杨深秀、康广仁“戊戌六君子”惨遭顽固派的杀害。事后,清政府指责康有为犯有“谋围颐和园,劫制皇太后”的罪名,并加以通缉追捕。

  关于围园劫后密谋,当事人留下的史料很少。最先披露这一密谋的是清政府在处死谭嗣同等“戊戌六君子”之后,于光绪二十四年(1898)八月十四日发布的一道有关康党罪状的上谕。然而,到底有没有“围园劫后”密谋,学术界则意见纷呈,莫衷一是,归纳起来,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:

  其一,康梁否认。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、梁启超在公开场合从未承认过兵围颐和园的密谋。据金梁在《四朝佚闻·德宗》记载,他曾亲自问过康有为关于“兵劫颐和园事”,康有为“怫然曰:‘乌得有此?我朝以孝治天下,小臣面对,谁敢妄言?此皆荣、袁辈不学无术,藉危词以邀权势耳!’”梁启超在《戊戌政变记》卷三《政变前纪》中记载了初三日说服袁世凯勤王事,但未提到兵围颐和园,而说:当时维新党人“意上位危险,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”,说袁世凯勤王,“冀其于阅兵时设法保护”。在卷六《谭嗣同传》中详细记述了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时的谈话:“初三日夕,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,直诘袁曰:‘君谓皇上如何人也?’袁曰:‘旷代之圣主也。’君曰:‘天津阅兵之阴谋,君知之乎?’袁曰:‘然,固有所闻。’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:‘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,惟在足下,足下欲救则救之。’又以手自抚其颈曰:‘苟不欲救,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,可以富贵也。’袁正色厉声曰:‘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?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,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,救护之责,非独足下,若有所教,仆固愿闻也。’君曰:‘荣禄密谋,全在天津阅兵之举,足下及董(福祥)、聂(士成)三军,皆受荣所节制,将挟兵力以行大事,虽然,董、聂不足道也,天下健者,惟有足下,若变起,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,保护圣主,复大权,清君侧,肃宫廷,指挥若定,不世之业也。’袁曰:‘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,传号令以诛奸贼,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,竭死力以补救。’……君曰:‘荣禄固操、莽之才,绝世之雄,待之恐不易易。’袁怒目视曰:‘若皇上在仆营,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。’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,袁曰:‘今营中枪弹火药,皆在荣贼之手,而营哨各官,亦多属旧人,事急矣,既定策,则仆须急归营,更选将官,而设法备贮弹 药,则可也。’乃丁宁而去。”这就是说,谭嗣同夜说袁世凯,是要袁在九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至天津阅兵时采取反政变措施,保护光绪帝,而不是在北京搞政变,当然也就没有兵围颐和园的事。

  其二,围园劫后是诬陷康梁。持这一意见的研究者指出,如果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,劝其杀荣禄,代为直督,并即带兵进京,包围颐和园,则除非谭嗣同是白痴,才会说这样的话。袁世凯“新建陆军”所部只有七千人,而北洋大臣荣禄所辖,计有聂士成的“武毅军”一万三千人;董福祥的“甘军”一万一千人;宋庆、马玉良的“毅军”一万二千人,加上直隶绿营二万八千人;淮军一万二千人;练勇一万九千多人,总兵力在九万五千人以上,莫非还敌不过袁世凯的七千人?即使能够到达京师,自永定门至颐和园,将节节遭遇拦截;即使能够到达颐和园,但太后未遭劫制,皇帝先已被幽,那还谈什么救驾?那么,慈禧太后是否知有围园劫后之说呢?既然谭嗣同不曾做过这种荒谬绝伦的提议,则袁世凯何以又在他的《戊戌日记》中言之凿凿呢?论者指出,这是袁世凯迫不得已为求自保的手段。因此,高阳认为谭嗣同根本不会去劝说袁世凯带兵围园,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行的。所谓的围园密谋,只是反对派制造的谣言,杀六君子就是为了灭口。

  其三,确有密谋,证据为杨深秀上的附片。台湾学者黄彰健认为,确有围园密谋,康有为让杨深秀上折,在附片中提出要袁世凯派兵到圆明园挖金窖,可能光绪据此给袁下了旨,尽管光绪、杨深秀自己并不知有此密谋,但袁见此并印证谭嗣同初三晚所谈,以为确是让他带兵围园。康有为自编年谱也说:(八月初三)夜杨漪川(深秀)、宋芝栋(伯鲁)、李孟符(岳瑞)、玉小航(照)来慰……李孟符言,英人有七舰在大沽,将与俄战。吾未与诸公谈密诏事,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,令诸公多觅人上摺,令请调袁军入京勤王。据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日《申报》报道:京友来函云:八月初四日逆犯杨深秀上疏奏称,圆明园有金窖甚多,请准募三百人,於初八入内挖取。都人诧为奇异。实则与康有为谭嗣同诸犯同一逆谋耳。挖金窖是为了济练兵急需,而自八月初一起,袁世凯即奉命专门负责练兵事务。在明清两代,朝廷常用军人做工。建议光绪在召见袁时,责成袁派兵三百人入京挖金窖。杨深秀在戊戌年曾将康代拟之定国是摺及请奖陈宝箴等摺递上,都得到了光绪的谕允。新党要杨深秀八月初五日上此一附片,不过是想利用光绪对杨的信任,想骗取调袁军入京的上谕,使袁认为此次调军入京的真正目的不便在上谕中明白宣布,故借挖金窖为名,并以此使袁相信谭八月初三夜所说确为皇上所授意,而照初三日康原定订划行事。

  其四,确有密谋,证据是《诡谋直纪》及梁启超密札。维新党人毕永年在政变前到达北京,与康有为来往密切,他记有康要他参与围园密谋的日记,后存于日本,名为《诡谋直纪》。毕永年在《诡谋直纪》中详细记录了康有为是如何劝说他带兵围园的。汤志钧、杨天石见到此件后,认为这是确有密谋的可靠证据。据毕永年所记,政变前毕到达北京,康梁等正在紧张地筹划政变密谋事宜,要求毕积极参加,先是要他到袁世凯的军队中去,毕提出自己一个生人去了没法工作;后来又要求毕当袁带兵包围了颐和园后,带领壮士进园去捕杀慈禧。

  其五,确有密谋,证据并非《诡谋直纪》。房德邻考证了《诡谋直纪》,认为是毕在政变后与康梁闹翻,根据传闻写的,并不可靠。而康有为的《自编年谱》却透露了他要在北京搞政变的图谋。康有为在其生前密不示人的《自编年谱》中这样记载:八月初三日接到光绪帝“朕位几不保”的密诏后,他就和梁启超、谭嗣同等商议劝说袁世凯勤王,当晚谭嗣同即到法华寺游说袁世凯。

  这里虽然没有说到兵围颐和园、捕杀慈禧太后,但说到要袁“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,除旧党”,这样的举动,当然是要在北京搞政变了。如此,则兵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也应该是计划中的事了,否则怎么能“扶上登午门”呢?《自编年谱》又记,在谭嗣同赴法华寺的同时,梁启超也进城到金顶庙容闳处等候消息,而他自己则留在南海会馆整理行李准备赴上海接办官报,即《时务报》。当晚有好友杨深秀、宋伯鲁、王照等来探慰,他未向他们泄漏密诏事,“而以李提摩太交来《瓜分图》令诸公多觅人上折,令请调袁世凯入京勤王。”康有为的此项建议显然是为配合谭嗣同夜说袁世凯要在北京搞政变。

  可以断定,康有为等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,而不是梁启超所说仅是防备九月天津阅兵时可能发生的政变。

  围园劫后,一桩惊天大事,然而有无此事竟也众说纷纭,目前看来有的证据多一点,但即便没有,那也足以对慈禧、光绪的关系造成极大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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